1939年，中共即墨县委在即莱边区诞生，至今有80余年的光辉历程。全国抗战爆发后，即墨人民自发建立了一些抗日群众团体。由于缺乏党的统一领导，组织松散，目标渺茫。在这种情况下，即墨迫切需要建立党组织，以担负领导抗日的重任。

1928年3月，莱阳建立胶东第一个县委，统一领导胶东9个县革命工作，成为胶东的革命中心。1938年5月，在莱阳教书的共产党员吴善堂按照莱阳县委指示，回家乡吴家岭村（今属即墨区蓝谷高新区）建立党组织。8月，吴家岭党支部成立。次年3月，中共即莱边区特支成立。根据南海特委关于成立中共即墨县委的指示，1939年7月27日，县委成立会议在吴家岭村召开，正式成立中共即墨县委。这是即墨革命史上的重大转折点，由此使原来互不联系的吴家岭、泉上、袁家屯、青中埠4个党的活动基点从东到西连成线，实现了党对即墨抗日斗争的统一领导。莱阳国民党当局对中共即墨县委的成立感到非常恐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士。9—10月，即墨县委组织部部长周浩然、敌工委员陈鹤义、县委秘书李翰西3名县委委员相继牺牲，驻地附近的5个党支部也遭到严重破坏。

在血雨腥风的形势下，为保存党的有生力量，1939年冬即墨县委审时度势，迁址到袁家屯。袁家屯是即墨西北部游击区和敌占区的结合部，是即墨第一个村级党支部和第一支红色武装诞生地。以袁超为代表人物的进步青年早在1934年8月就在此建立党支部和中共即墨县第一个区级委员会——七区区委。1938年2月，袁超以“少年俱乐团”为基础组建起即墨县第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七大队。周边一带村庄群众基础坚实，抗日氛围浓厚。县委在袁家屯、葛埠、抬头等村庄辗转驻扎，扩大开展党的工作，在此期间曾发生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一天，县委组织部长马金铭带领女干部于岐在附近村庄检查发展党员工作时遭遇“扫荡”的日伪军。紧急关头，于岐掏出手榴弹扔向敌人，趁夜色钻进树林，辗转隐藏到侯家屯村的一个场院屋，安全脱险。场院屋的主人——袁明三的连襟和刚出嫁不久的妹妹因拒绝透露消息，惨遭敌人虐杀。1940年底的一天，县委书记吴善堂正在袁家屯邻村——葛埠村黄克京家召集会议，遭到日伪军突袭，转移中将一把手枪和两件军大衣遗落在会场。黄克京急中生智，将手枪和大衣藏进粮囤里，上面倒满晾晒的萝卜丝和地瓜干，躲过敌人的搜查。

1941年6月，县委由袁家屯向西北转移，驻扎在大沽河边的朱家庄村。大沽河地处胶、即、平、莱交界，地形复杂，丛林连片，形成天然屏障。河北岸是中共南海党政军机关的驻防地，南岸是即墨游击区。游击区的范围为：北至大沽河，南到原七级镇与蓝村镇交界处，东至程戈庄，西到胶、即、平交界，方圆约为200平方公里。这一带先后成立17个党支部，近50个村庄建立村级政权，30多个村庄成立武装自卫团。朱家庄是即墨西北边区最早的“堡垒村”，于1940年8月建立党支部和地下交通站。在即墨县委在此驻扎的5年多时间里，本县人员及南海地委的同志往来等安全护送任务均由地下交通站承担，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和破坏。县委驻扎后，缺粮断炊情况时有发生。一天，县委在朱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朱培锡家开会，已过饭点未见动静。朱培锡诙谐地说：“同志们再坚持一会儿，‘司务长’很快就到。”正纳闷时，朱培锡的妻子肩背手提地进了门，把要饭要来的碎干粮分给县委开会的同志当午饭，大家这才明白“司务长”所指。

1945年6月，即墨县委由朱家庄向北2公里移至傅家村。8月，日本投降，即墨县委在傅家村组织举行“抗战胜利庆祝大会”。此后，即墨县委由傅家村迁至向东6公里的太祉庄。解放战争时期，即墨县委先后在丰台、北辛庄、移风店、刘家庄等大沽河沿岸村庄辗转。1949年初，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即墨境内马山、灵山及城区等成为敌我双方“拉锯”要地。1月，即墨县委由西北大沽河根据地向东南方向推进，迁徙到马山西北侧的张戈庄驻扎，组织领导全县军民参与青即战役。

1949年5月26日，即墨解放。7月，县委由张戈庄西迁至下普东村（今大信街道）。1950年7月，县委由下普东村迁址即墨县城。1981年春，县委机关迁至今址（今通济街140号）。        

（袁玉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