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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认定风险主要表现形式
日期:2017-09-06

  (一)认定提出方对价格认定的职能曲解

  我们知道,在涉刑价格认定过程中,作为法定诉讼证据之一的价格认定结论,往往关乎罪与非罪、规范量刑,是司法机关定罪量刑的主要标准,足见一份高质量的价格认定结论至关重要。实践中,作为价格认定提出方偶尔有对价格认定的工作职能存在主观误解,故在提出价格认定时,认为只要提出价格认定事项,标的相关的确认等工作都应当由价格认定机构或价格认定人员来完成。

  (二)认定提出方对价格认定的舍本求末

    毫无疑问,在涉刑价格认定过程中,应当规范行权,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按照价格认定工作的规则、制度、程序、方法,切实做到工作要客观公正,方法要科学合理,结论要真实可靠,这也是价格认定工作四大原则的具体体现。实践中,作为价格认定提出方偶尔有对价格认定的工作标准存在过程质疑,故在提出价格认定时,认为只要提出价格认定事项,关于标的相关第三方检验报告或鉴定意见根本不必提供。案例2:某诈骗白酒案,价格认定提出方在提出价格认定协助申请时,未能提供白酒真伪情况等相关检验报告或鉴定意见,理由:只要给出一个价格,为什么会有如此繁琐的条条框框。在此情况下,提出机关向价格认定机构提出,对认定标的直接以真品白酒来定义,从而进行价格认定。就本案而言,价格认定提出方无形中将其单方需求转移了风险,价格认定机构或价格认定人员会成为最终的承担者之可能。事实上,我们开展的每一项价格认定工作,都是根据业内相关规定,秉持依法、中立、客观立场,尊重事实,无论何种原因,都应该符合价格认定工作的专业要求,是要对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负责的,而非个别观点,仅凭主观需要去替代客观真实。这里,价格认定主客观条件的轻重倒置成为该案的“隐形杀手”。

  (三)认定提出方对价格认定的认知偏差

    应该来说,在涉刑价格认定过程中,独立性是价格认定结论客观性和公正性的保证。因此,提供价格认定“服务”,当然要实事求是,立场坚定,正确把握处理好与服务对象的相互关系,不受其干预。实践中,作为价格认定提出方偶尔有对价格认定的工作原则存在认识盲区,故在提出价格认定时,认为只要提出价格认定事项,价格认定机构或价格认定人员就得按照认定提出方的惯性思维去进行实务操作。案例3:某诈骗电动车案,价格认定提出方在提出价格认定协助申请时,强调诈骗立案标准。在此情况下,提出机关向价格认定机构提出,对认定标的有一个预先设想价格,从而进行价格认定。就本案而言,价格认定提出方无形中将其立案基础转移了风险,价格认定机构或价格认定人员会有背离独立性执业原则之可能。很显然,价格认定工作本身具有的公共服务属性,是一种为国家机关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提供服务,具有很强的社会公信力、影响力和作用力。针对认定对象而言,其权威性、专业性特点,决定了价格认定执业过程中,应当恪守独立性,非同小可。这里,价格认定结果的先期预设成为该案的操作风险。